《驚蟄》是川北鄉(xiāng)村的少年凌云青奮斗、尋找出路的故事。在成長的過程中，他和家人都經(jīng)歷了難以想象的苦難。在這個故事里，為了走出物質貧窮、知識匱乏的鄉(xiāng)村，凌云青歷盡了艱辛，可能從大多數(shù)十幾歲的少年，特別是生長在城市里的年輕人的角度很來說是很難想象的，但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不一樣的困境?！扼@蟄》的故事發(fā)生在上世紀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與今日社會拉開了不小的時空距離，但是它討論的問題依然是非常具有現(xiàn)實意義的。

小說主人公凌云青的成長經(jīng)歷，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鄉(xiāng)村歷史巨變的縮影。該書探討的“個人奮斗改變命運”的主題，在中國新時期文學中持續(xù)閃現(xiàn)，而本書是對這個主題的最新書寫。凌云青面對著更為極端的成長壓力，擁有更為堅強的意志和更為持久的韌性，這樣的作品對于當代的年輕人也產(chǎn)生了正能量的影響。

《驚蟄》上市后備受關注，作為一本關注鄉(xiāng)村生活、個人成長的小說，出版2個月內已完成了4次加印。評論家認為，小說來自于作者個人的生活經(jīng)歷和切身體驗，對于鄉(xiāng)村生活的描寫細致入微，塑造了一個個鮮活的人物形象，讓讀者很容易進入主人公的童年世界，深刻感受到他與家人一起曾經(jīng)遭受過怎樣的艱辛、怎樣的屈辱和怎樣的人情冷暖，同時也領悟到他的低調背后所蘊含的苦難經(jīng)歷的饋贈——沉穩(wěn)和堅韌。

就如作者杜陽林所說：“如果是‘凌云青’同時代的人，或者更年長者，因為經(jīng)歷過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社會變遷，會在閱讀中找到一種‘共情感’；如果是更年輕的讀者，吸引他閱讀的恐怕不是‘引發(fā)自身回憶’，而是在精神上達到一種碰撞和共鳴。凌云青積極上進、不對命運屈服，應該是屬于人們的共有特質，這是流淌在中國人血液中的一種精神，無論時空如何更改，都能找到支撐這種精神的勇氣和力量。”

阿來說，他看過這本書“原來的樣子”，甚至是在這個故事于雜志發(fā)表之前，那時就對書中使用的“驚蟄”這個意象印象深刻。在他看來，這個故事中少年凌云青的成長時期正是在中國改革開放將起未起的時期，與時代的脈搏緊密相連，所以是一個具有時代意義的故事。“這樣的少年生活在四川東北部的偏遠山區(qū)，在這樣的地方，不管是地方地域文化，還是地域中成長的少年，也需要被喚醒。改革開放是對全中國的喚醒，少年成長的山區(qū)雖然滯后一些，但終于還是喚醒了。”

阿來還提到，文學可以治療苦難。而作家要以一種寬恕的心態(tài)來寫那些施罪與我們的人，回望苦難不是增加仇恨，而是和社會與經(jīng)歷達成一種和解，所以文學有一個偉大的意義。“《驚蟄》有價值，第一個是喚醒。喚醒了自尊，喚醒了自己強大的靈魂，成就了自己的人生。當你再來回望那些當年的經(jīng)歷，就只剩下寬恕，只剩下和解。文學中應該包含這樣的東西，這個詞叫救贖、這個詞叫寬恕，《驚蟄》里也包含了這樣的精神。”

 杜陽林坦言，他原本并不太愿意談論《驚蟄》的故事與他的個人經(jīng)歷的關聯(lián)，但是在和阿來老師的交流中，逐漸意識到作家的寫作與生活經(jīng)歷存在非常復雜的關系。而這個故事和他自己的童年、成長確實是密切相關的，許多人物在現(xiàn)實中也都有原型，這也給這部作品增加了一分現(xiàn)實的力量。杜陽林還在活動中著重提到了書中的兩位女性人物——細妹子和凌云青的母親徐秀英。故事中的凌云青在成長的過程中，正是從她們的身上獲得了溫暖和勇氣?，F(xiàn)實中也是如此。“可以說沒有母親對我的關心，可能我也走不出那個小山村。”杜陽林動情地說道。

《驚蟄》的敘述時間是在上世紀的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從時間空間上來說，離現(xiàn)在已很遙遠，但活動現(xiàn)場依然有許多年輕的讀者前來參加。對此，四川作家蔣藍評價說：“這就是故事的力量。”蔣藍也是《驚蟄》的首批讀者之一，他評價《驚蟄》是一部成功的非虛構的結構類型的小說。他認為對于鄉(xiāng)村的貧困和人性，杜陽林寫出了自己的特色，故事里有溫暖也有殘酷，有的寫得非常尖銳，甚至驚心動魄。

就像阿來說的那樣，“在那種艱難困苦中成長的少年人、青年人，要向環(huán)境屈服很容易，因為生活的重負實在太沉重。如果一個生命不是足夠堅強，生活就足以隨時把你擊倒在地。而在《驚蟄》中，我們就看到一個不斷被生活苦難重拳擊倒，然后自己滿面塵灰滿面血跡地爬起來，踉踉蹌蹌前行的少年。”也許這就是當下我們更加需要閱讀《驚蟄》這樣溫暖、自省、面向未來的小說的原因。（王昱霖）